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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山先生的意思,说到自由是要求国家之自由。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团体能自由,个人不能自由。

    中国之所以弄到这地步,就是因为大家私人的自由太过,不注重国家之自由。私人的自由既然太过,则各人有各人的主张。所以中国人大多数是无政府党。我们中国入骨髓里,都含有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比如蔡元培、吴稚辉,总算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但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难免要流露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共产党是与无政府党绝对不同的,但他的中国首领陈独秀,在不知不觉中,又何尝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想到国家危险时,固然是要自抑私人之自由,但在不知不觉中,难免不爱享过分之自由。我们于不知不觉中,都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要救中国,呕当抑制个人之自由,切不能火上加油的提倡一盘散沙的自由了。这是革命未成时所不得不采之政策。

    但是革命成功以后,个人可以不要自由,这句话,我很怀疑。因此我常想着什么地方要自由,什么地方不要自由。我又想到种山芋时所得的感想。我问邵德馨先生山芋如何种法。他告诉我说:“底下可以安根,上面可以出头,山芋乃可活。”因此我忽然悟到人生“出头处要自由”。如树木有长五尺长的, 一丈长的,十丈长的;树的出头处,是要自由的。如果我们现在只许树长五尺,不许它长一丈与十丈,那世界上不是无成材了吗?因此我们要使它们尽量自由长上去。我们人类的智愚贤不肖,也如树木有能长到十丈长的,也有只能长到五尺长的,这是天生成的。如果你嫌五尺太矮,要把它拔到一丈,它因为力量的不足,是要死的;如果你嫌一丈太高,要把它压到五尺,它因为受了过分的压制,也是要死的。倘若不死,必是它的内力胜过压力,那压力必定是要被它撞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