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桐先生拟在关税附加税额之建设经费项下，筹划五百万元在京西颐和园一带，建一中央学区，使北京国立大学教育部容纳于此。这是他做教育当局最后的一个政策，事未实行，人已离职，原无急急辩驳之必要。但此种建议确系代表一部分人之见解，以后或有旧事重提之可能，故乘这个时候讨论一番，也是有益的。我读了他的特定学区的五条理由，虽然发生好多感慨，但根本上不能苟同。他倡议的宗旨，原想矫正今日京中大学教育之弊害。就吾所见，此诸多弊害有不必特定学区即可矫正的，有即特定学区而亦不能立时矫正的，也有因特定学区而转生他种弊害的。

    他所举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学术中心，宜与政治中心分离。他说：“以学术中心，置于政治中心之地，两心相接，非混淆则抵触，无论何出，学均不利。”他以为把北京的大学都移到城外去就  可算与政治中心分离了。这是太乐观的看法。自从“五四”以来，学生运动里面多半都有清华学生参与其间。清华学生既可从清华园里进城参与学生运动，中央学区的学生岂不能从颐和园进城参与学生运动吗?如果他真要做到政治中心与学术中心  分离的境界，就应该把这个中央学区搬得远远的，搬到西山去，  搬到西山之西去。或者有人要说：清华学生是北京学生勾引进城的，倘使北京没有国立八校学生，清华园和颐和园的学生亦没有进城的趣味了。我们要晓得除去清华外，北京有大学专门学生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八人，国立八校学生只有五千一百三十二人(根据民国十二年调查报告)。国立八校学生虽搬到颐和园去，还有其他大学专门学生八千八百九十人在京里做他们的内应呢!所以把大学搬到颐和园去，就以为学生从此不能干预政治未免过于自信。德国之柏林大学，法国之巴黎大学，日本之东  京帝国大学，以及好多别的大学，都是设在政治中心之地，未闻有如吾国之学潮，亦未闻有何不利于学术之表征。政府当局不能贤明，社会领袖麻木不仁，学校教授不能专心学术，这三件事是学潮之根本原因。假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事清明，学生安能无风作浪?假使社会领袖关心国事，能负监督政府之责，则学生自无冲锋之必要。又假使教授能专心从事指导学术之研究，则学生精神有所寄托，更无余暇以从事于无谓的风潮了。这是说学生运动自有来历，特定学区不是解决学潮的办法，也不是提倡学术的根本办法。孤桐先生很称赞英伦大学之政学划分。  但政学划分是要跟着时势走的。假使英伦政治变成了中国政治那样腐败，那时我们可以晓得英伦大学学生究竟闹不闹风潮?  倒过来说，假使中国政治长久如此腐败，而京中大学的学术已可与英伦大学比骋，那时我们可以知道京中大学学生是否不闹风潮了?学术应当超然于政党之外，自不待言。以政侵学与以学侵政都是不幸的现象，那是应当避免的。我看了孤桐先生称赞泥北淀大学”学生反对该校推举内阁总理爱斯葵为名誉校长的言论，心中非常欢喜。因为这句话出于以总长兼校长者之口，我相信是一种觉悟之表示了。只要学界的人或政界的人肯下此决心，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这是不必特定学区就可以做得到的。倘使当事者不能根本觉悟，那末就把学校搬到千万里之外去，京中何尝不可设驻京办公处呢?只消做到遥领两个字，千万里外之学校里，就免不了掀天之波浪了。何况乎颐和园之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