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清楚中医理论的命脉之源、存续智慧、价值体现、发展之基、自新之阶和未来之路，进而切实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推进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与建设的重要维度。
承续道统并非只是回顾过去、还原历史，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医理论的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中医理论的创造性更主要地体现在临床实践中。
中医理论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于临床医疗实践，又在与外来文明及现代科学的交流中，适时延展、深化和表达自身学术内涵。讲清楚中医理论的命脉之源、存续智慧、价值体现、发展之基、自新之阶和未来之路，进而切实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推进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与建设的重要维度。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医理论的命脉之源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周易》思想，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学说，以及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等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还融合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学、农学及物候学等多门类科学知识。中医理论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与调摄的认知基础，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复旦大学学者葛兆光曾引用德国学者埃利亚斯的说法，认为“‘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引自葛兆光2015年6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相比，最具原创性的特征就是以气、阴阳、五行作为宇宙、社会与人生的认知架构根柢——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刘长林在《中医哲学是具元创性的科学哲学》（《中国中医药报》2017年5月17日）一文中写道：“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有能力概括天地万物，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当它们运用于具体事物时它们又有可能容纳和显示该种具体事物的特殊关系，成为关于该种具体事物之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两重性，通过阴阳五行范畴，又可以将那些具体事物与天地整体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对事物的自然整体的观察。”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认知路线，使得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血脉相连，命运相同；在中医学内部的理、法、方、药各个范畴，也充分贯穿这一主线，使得“理足”才能“方效”的实践理性与原创特色充分彰显。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学是朴素的前科学阶段；中医要现代化，就需要把中医学里面与哲学有关的概念剥离，还原其自然科学本色。这种认识是将西方抽象哲学与西医学的分离状态直接套用于中医学，忽略了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与建设，需要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理论的滋养作用。重视传统文化不是抛弃现代、回到古代，而是发掘与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去丰富和阐释中医理论，通过现代表达实现古今相融、中外相通。
2.转化先进文明成果是中医理论的存续智慧
与传统文化能够反映民族原创特色不同，文明体现的是各取所长、交融和合。中医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能够适时根据自身的需求，吸收先进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是其能够不断自新发展的生存基础。
中医理论在形成之初，即充分借鉴中华文明发展的成果。中国近现代中医医史文献学家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曾说：“西周之后，中国的哲学历史开始出现阴阳、五行这两个素朴的哲学名词……以医家来说，在没有阴阳说之前，医家可能看到表证而没有联系内部里证的一面，也可能看到寒证而没有联系到另一面的热证。但在扁鹊时，他已能很精熟地运用此等辨证法则，分析病情……当时已能把病人的气血、寒热、缓急、邪正、内外、虚实等看作相对的名词而加以区别运用。……（医家依据五行）把有史以来丰富的治病经验，推演其原因，归为五个大类，这好像一屋子的散钱得到钱串一样，把他们贯穿起来，成了有系统的理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每一次的学术思潮涌现，都是源于新旧文明的碰撞、博弈与融合，并广泛波及中国传统各个学科，中医学也是其中之一。
在与外来文明交流中，中医理论自身也得到了局部的延展与深化。如陶弘景引佛教“四大成病”论入《补阙肘后百一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吸收印度医学麻风病诊疗理论，实现中印医理汇通；具有“龙树”“龙木”“耆婆”“婆罗门”等字样反映印度医学特点的内容，在唐代医学文献中亦多见。但是文明碰撞与交融，需要灵活制宜、实事求是。且不说《千金方》将五行与“四大”的硬性捏合、汪昂谈及“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王学权赞赏西医解剖知识、王宏翰提倡“四元行论”“四液总论”等，对中医理论发展与提升临床水平作用有限；就是近百年来中医科学化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形式上照抄照搬和套用其他医学的经验和做法，没有顾及两种医学理论各自在文化基础、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是行不通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西方医学在临床应用层面的协同配合，治疗危急重症和常见多发疾病，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在新冠疫情的救治实践中已然得到了充分体现。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和文化特点，促进中医、西医临床协同配合，能够取长补短，发挥最大的积极效应。在此基础上，提炼与总结针对现代疾病中医诊疗的理论认知，对于丰富现代中医理论内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不同时代文明、地域文明、民族文明之间，如何互学互鉴，互尊互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中写道：“只有用中道，才能辩证地去看各种文化中的异同，才能让各种文化相互间取长补短。在取长补短中再相互推动发展，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又是你，我又是我，这是最圆满的结果。”今天中医理论的研究与建设，要看我们自己的传统，要看我们怎样从历史一路走来，让中医理论能够跟西医学交流与对话，而不是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与特色，与西医学合而为一。中医理论的研究与建设，不是要丢掉传统本色，而是要在与现代文明的博弈与交融中，更好地体现和发展传统。
3.实践首位、执道取效是中医理论的价值体现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个性。中医学与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科学一样，是以实践性、有效性为其立身根本。哲学家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说：“中国实用理性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联系……兵、农、医、艺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并与中国民族的生存保持直接的关系。”清代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序》中说：“古圣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经络脏腑，气血骨脉，洞然如见，然后察其受病之由，用药以驱除而调剂之。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中医理论的实践性，充分体现在“与造化相维”，从“道”即自然整体层面、时间流变视角，系统、全面地收集、把握和处理信息，分析病因病机，辨证论治而获效。
从哲理分析，中医理论的实践有效，反映出古人有关道与技的认知关系。执“道”与取“效”是具有必然联系的。在臻于“道”的目标上，各门类的知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王前在《“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一书中写道：“‘道’对‘技’的引导并不是提供关于‘技’的任何具体途径、手段和方法，而是在谈如何去了解和把握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这是‘形而上’层次上的引导。”“形而上”的层次,就是指理论思维而言，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必然描述的是合理的途径和方法，而后者反过来又决定了实践的最优效果。今后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与建设，着重需要讲清楚中医理论思维方法和临床思维法则，在如何基于理论引导临床有效性实践方面，以及临床有效性实践的规律总结和提炼升华为新的理论方面，开展深入探索和研究。
4.传承精华、融汇通识是中医理论的发展之基
中医理论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融汇通识的过程。通识，不仅指中医理论自身的深厚积淀和创造性共识，而且还应包括其他学科对中医理论发展有益的各类知识。《素问·著至教论》：“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素问·示从容论》谈及医学的研习，认为应“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
从中医经典的内容来看，中医理论自形成之初，就充分体现出其融百家之言、成一贯之理的发展特点。《黄帝内经》诸篇章之间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学脉的观点差异，如“九脏”（《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三部九候论》）、“十一脏”（《素问·金匮真言论》）、“十二脏”（《素问·灵兰秘典论》）即是不同时期学术观点的汇集。汉末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也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的结果。从后世医学的流传来看，中医理论的体系化建设，也是择善而从，在融汇通识的基础上，不断发掘出新的意涵。中医理论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基本规律。中医理论的气、阴阳、五行、脏象、经络基本范畴早已相对稳定，即使后世有所发展，也是在此框架上的丰富与完善；基于中医理论形成的临床应用规律性认知，由于医家主体面对临床问题的特异性，及其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把握和运用各有偏重，而呈现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经验、观点和学说，有其特殊的使用境遇、人文背景或地域环境，甚至今人学习、理解和运用起来，很难得心应手。但是，这些内容仍然需要在继承中慎重对待，而不能将其轻易断定为“糟粕”。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讲：“尽管我们常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精华’部分到了无能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糟粕的，所谓‘糟粕’到了有智慧的后辈手里也会变成精华的。”从古今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案例中，发掘、提炼新的理论认知，提炼上升为理论共识，进而实现中医理论主体发展，是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与建设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科学，特别是科学学、西医学以及医学理论人文化的成熟经验和结论，也应是推进中医理论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在坚持中医理论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将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为我所用，丰富中医临床救治策略和手段，制定中西医临床相互配合的实践方案，是中医理论研究值得探讨的重要领域。
5.主体表达、规范阐述是中医理论的自新之阶
今天我们强调回归传统，而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规范。前文曾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共通性的时空认知结构。如《礼记·礼器》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故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夏必因川泽。”意思是，古人从事祭祀活动时的先决条件是顺应天时，在东西方向祭祀日月春秋，在圜丘之上冬至祭天，在方泽之中夏至祭地。这一规范，直至今日，也可以在北京天地日月四坛建筑方位得以体现。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说：“作为秩序象征的礼仪，实际上有一个很广阔、很深厚的背景在支持它，作为它不言自明的依据，这一背景就是古人对宇宙的理解……宇宙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来源。”正是因为天地秩序的规范性，所以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应具有对应的秩序。中医学早期的理论建构，亦遵循这一规范。《黄帝内经》中“言天验人”的规范表达，几乎随处可见。
毕竟人体与天地自然不同，有其生命现象与功能结构的特殊性，单纯依赖于类比方法总结人体生命规律是片面的。这就必须对中医理论进行不断反思，对其合理性进行时常规范，以保持其反映生命规律的真实性和临床应用的有效性。这种规范行为，主要表现为对经典意涵的理解、阐发、更新与补充，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知识体系框架的调整与延展。历史上，中医理论的规范化尝试很多，特别是国家政府主导的中医理论规范化行为影响至深。较早如《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整个“工程”由刘向负责。这项国家图书整理规范的基本特点，清代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总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秦汉间医药类书籍，被分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4类36家。如对于医经类文献的纳入规范是其内容“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再如，北宋政府对医药学发展的有力推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李经纬曾总结为十条，其中“征集、校正、普及医学书籍”“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举办买药所、药局”“修订、颁布本草”“御撰医方医理著作颁行天下”等5项具体措施，大致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规范化工作。其中，校正医书局整理的《素问》《脉经》《针灸甲乙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11部医籍，成为“宋以后的定型化版本，直至今天”（孟永亮《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医生的考试，也以对这些典籍内容掌握和临床运用，作为主要考试内容。
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但中医理论在基本范畴及其表述的方面，是相对稳定的。南宋、金元医学的发展，均受到北宋医学理论规范化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优势还是弊端。比如，中医理论有关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知，有关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有关藏象、经络、气血津液、防治原则的范畴内涵等以阐述真理性认知为主的基本理论，与在应用中随机变化、灵活多样、以阐述技术操作为主的临床应用理论相比，是相对稳定和具备共识的，可以称为“形散神不散”，是可以被规范表述的。
当前，中医理论的规范表达，主要集中在术语研究方面，包括基础、诊断、临床各科、中药方剂、针灸推拿、刮痧按摩等领域。术语规范化研究，有利于学科分化、多学科交流和国际化发展。但我们也必须正视，中文概念内涵的丰富性、灵动性、意象性和贯通性，难以在名词术语规范成果中得到充分展现，反而容易造成术语内涵的狭隘和僵化，以及术语之间关系割裂等诸多问题。中医理论远非一个个术语的堆砌。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提及汉语语义特点时说：“中国的逻辑是语境逻辑。一定语境的次序就决定了概念的性质，而不是脱离了语境来抽象地分析某个词。”“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言不尽意，一句话里可能会包含无穷多的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2006年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将“阴阳”含义规范为“事物或事物之间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属性”；与阴阳相关的术语共26个，400余字。除了编号，几乎看不出“阴阳”与其下位概念的内在思想关联。且不说阴阳定义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如何，但就其文字内容来讲，与《内经》“阴阳者，天地之道”的思想意蕴相比，可谓霄壤之别。但具备丰厚思想性的理论内涵，能否实现规范表述？回答是肯定的。正如前文所述的道、儒、法、墨诸家，后世的经学、理学等，即使在中医学内部的方技四家、学术流派等，均有其立论与实践的根本法轨。至于如何规范表述、表述的形式与内容，从学术产生之时起，就始终伴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存在，是理论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什么是好的科学理论？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一书中给出了五项标准，即“理论应当能精确地预言，应当是自洽的，应当有广泛的覆盖面，应当能以有序、一致的方式呈现现象，应当能有效地预见新现象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参考此要求，在充分理解和领悟中医理论自身渊源、内涵与价值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其理论内涵的规范表述。我们还必须在多元科学观的视角下，立足中医概念术语和基本理论的特点，对规范化工作的思路、实施路径、研究方法到具体形式等环节，进行全面反思和自主创造，并形成内涵表述的规范共识。此项工作本身，也是中医理论不断自新的重要内容。
6.理论自信、承续道统是中医理论的未来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在《关于中医药理论研究的思考——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第四届学术周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医理论研究的道统思维非常重要，要梳理脉络系统，形成可溯源、可传承、可发展的脉络；中医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与西医不一样，然后再谈嫁接和沟通。”“要不忘本来，坚守中医药理论的‘道统’”；“坚守‘道统’就是守住中医经典之‘正’，遵循中医药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规律”；“坚守‘道统’，应当以守正清源为正道，以‘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为准则；讲清楚中医药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科学文化背景和临床实践基础，讲清楚不同历史时期中医药理论演化脉络的发展与创变”。
在中医理论研究与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承续道统”实践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首先，能够促进自觉反思和追问、解释和澄清中医学的合法性根据及其理论根柢。其次，能够主动承担总结、提炼和回答中医临床实践与中医药事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使命。最后，汲取、概括、提炼和升华临床实践重要成果，累积丰厚的学术传统，并基于此提出创新性理论认知，进一步完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内涵，使其基本框架更加合理、层次结构更加清晰、概念表述更加规范，更加切合于临床实践理解和运用。
因此，承续道统并非只是回顾过去、还原历史，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医理论的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中医理论不是没有创造性，其创造性更主要地体现在临床实践中。面对新发、突发疾病，从非典、甲流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应用而取效，就是典型实例。（陈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