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伦理观“医乃仁术”这一思想的形成，是社会伦理、宗教民俗、科技文化的综合。
•“敬业”是对医者的基本职业要求，也是中医伦理观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医家的从医之道和必修的医德素养是倡仁修德，它的具象就是对待患者要做到“心平气和”。
•中医理论尊崇“和”的理念，医学家们也以“和”为中医诊疗的至高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科技伦理在其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医伦理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只有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规范，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医药文化中的中医伦理观源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兼收并蓄百家学说。本文以“医乃仁术”为纲目，探讨中医伦理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应的内涵和思想基础。
“爱国”是核心，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医乃仁术”是中医伦理观的核心，是每个中医行医的义务与责任。
历史反复证明，“爱国”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要素和第一位的价值观。只有把“爱国”作为不可离弃的价值观，贯穿于民族复兴整个历史过程，才能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朝着中国式现代化迈进。
中医伦理观“医乃仁术”这一思想的形成，是社会伦理、宗教民俗、科技文化的综合。儒家所提倡的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反映在医学里，便把“仁”当作医学的目的。历代名医大师都认为医学是仁术，强调对任何病人都要关心、体贴、爱护，做到竭诚尽智，全力救治。唐代孙思邈主张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凡有患者求治，当医生的应当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不管病者是何人，都要精诚诊治，把所有病人都当作自己的至亲好友看待。北宋唐慎微的医技十分高明，“治病百不失一”，但凡病家来请，“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对病人热忱相待，表现出古代良医的仁爱之心。明代龚廷贤主张“博施济众”，强调“贫富虽殊，药施无二”。他对当时社会那种重富轻贫的风气不满，认为治病以贫富分厚薄不人道，违背了医家的职守：“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此固医者之恒情，殆非仁术也。”明代陈实功对贫苦患者尤为关怀，他说：“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视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又说：“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这种博施济众的精神，为后人传颂。仁医治病贵速，一发千钧，凡病家有请，就得不顾艰险疲劳，立即出诊，有求必应，有请必往，在所不辞；仁医治病不分生熟亲疏，即使是有宿怨旧恨的人家，也绝不拒绝诊治，心怀宽广，将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一心以拯救患者生命为要务，这种情操高尚的品德，正是中医伦理观现实的体现。
“敬业”是基本职业要求，也是“爱国”在工作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敬业”是对医者的基本职业要求，也是中医伦理观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敬业”既包括精神层面的内涵，也包括务实层面的要求。敬业就意味着热爱、看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将这种自豪转化成对工作的动力，对生活、集体和国家的热爱。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由无数个忠于职守、品格高尚的个体组成的。国民能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干好本职工作，不仅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也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
中医伦理观对一个人能否成为良医有严苛的职业要求。有志成为医家的人，只有在无比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以从事医学专业为乐、为荣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也才能真正在治疗病患中做出成绩。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这就是说，医学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好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好医家的。因此，古人对医学生的挑选十分严格，必须品德高尚、热爱医学专业、敬重患者、敬畏生命、敬佩先贤，还要聪明好学、勤学苦练，才能胜任。《素问·金匮真言论》明确指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不适合学医的对象绝对不教；不是准确无误的医学知识，也绝不传授。然而，光有热爱医学的愿望还不够，中医伦理观认为，“敬业”的医者，还必须精诚好学、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才能有“敬业”的能力。《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张仲景的《伤寒论序》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医学的道理很艰深，疾病的发生发展千变万化，若非多闻博识，勤学苦练，又怎么能掌握它呢？历代医家能够精通医学者，无一不是热爱医学、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博采众长，精思深研临床实践技能。孙思邈主张医家博览群书，博采众长；李时珍博学多才，“长耽典籍，若啖蔗饴”；明代徐春甫则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一个医家必须技术专精，否则就会贻误人命。医家“敬业”的基本职业要求表明，医学知识的精与博是辩证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精，而只博不精也不能解决棘手的疾病问题。
“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和必备的道德品格。
“心平气和”是医家的从医之道和必修的医德素养。
“诚信”的基本内容是诚实、诚恳、信用，也就是以诚恳待人，靠诚实取信于人。“诚”不仅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只有人人从“我”做起，让诚信真正根植于人心，人与人之间才会更加友善，社会文明才能更进一步。
医家的从医之道和必修的医德素养是倡仁修德，它的具象就是对待患者要做到“心平气和”。孔子提出的“礼之教”的社会文明原则和做事要以“九思”态度认真负责，这些高标准的人格信条，深深影响了历代医家，促使古代医家在以仁术为目标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认真负责、诚实守信、“心平气和”的医德医风。
医家心系患者的安危，凡看病施治，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切忌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素问·灵兰秘典论》和张仲景的《伤寒论序》中都曾对看病草率、不负责任的庸医进行指斥和严厉的批评。在辨证论治中，凡遇到疑难杂症，医家必须头脑冷静、仔细观察、多方思考，这样才有可能准确地发现其中的奥秘，正所谓“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
医家必须忠于职守，即使碰上“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患者，也要认真负责地予以医治，不产生半点厌恶心理。医家必须品行端正谦恭，举止大方文雅，待人诚恳和气，作风正派有礼，服务热忱周到。救死扶伤是医家的天职，医者绝不能啬术以自贵，挟技以邀财，否则有悖医德。所以历代名医都是志存救济、不贪财利的，如此才留下“杏林春暖”这样的佳话。
在这个基础上，医家诊病，还必须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尤其在诊察妇产科疾患、生理缺陷，乃至某些情志、精神病症时，要严守患者隐私，否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中医诊疗目标是“以平为期”，这个“平”也是要求医家平心静气、心平气和地对待病人，只有医家保持一颗平常心，真诚面对患者，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患者才能平安无事、平安幸福。
“友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和”为中医诊疗的至高原则。
“友善”包含善待亲友、他人、社会、自然等。善待亲人可以和谐家庭关系；善待朋友，可以和谐人际关系；善待自然可以形成和谐的生态关系。“友善”是涉及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是各阶层、各行业都应该积极倡导的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特点的价值观。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倡导并保留一份友善之情，发扬友善互助的精神，人间才能充满更多的真情，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中医理论尊崇“和”的理念，医学家们也以“和”为中医诊疗的至高原则。这也与“和为贵”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识有直接关系。中医治病既以“和”为目标，也以“和”为总则。此种“和”包括天人之和、阴阳之和、正邪之和、食药之和、药物中各种性味之和等。从《黄帝内经》成书一直到今天，医家们在治疗时，仍然是首先考虑一个“和”字。
从中医伦理观来说，中医尊崇的“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谦虚谨慎、尊重同道、善待患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可与之相应。“和”是一个医家善待患者的根本遵循，善待可以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形成和谐的促进身心健康的社会生态关系。“和”是涉及医患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是每个医家都应该积极倡行的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特点的中医伦理观。
医家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自己？又怎样对待同行？这个问题，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多有过精辟的论述，而且往往语重心长，足以启迪后学。而他们都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良医，具有谦虚谨慎、尊重同道的美德。同行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以便取长补短，共同得到提高。历代名医之所以技艺专精，造诣颇高，因素很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善于虚心诚恳地向别人学习。正由于他们秉承“和为贵”的中医伦理价值观，虚怀若谷，多得高人指点，故能和而不同、集思广益，使自己的医术日益精进。
中医伦理观推崇的医学目的和医家行为，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根同源。中医伦理观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融会贯通，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